近日，农业部批准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一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转基因”一词对国人来说已不算陌生，比如我们炒菜用的豆油大多即出自转基因大豆。但这回是水稻，是我们的主食，况且这还是全球首次为转基因主粮发放安全证书，自然不敢让人掉以轻心。
转基因作物的好处无须费劲解释：产量高、抗病虫害等等。至于它有可能带来的风险，用支持者的话来说，如同人类发明的任何一种技术，转基因技术也不能免除。但在新技术面前，人类从来都不会因噎废食，这才有文明的进步。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转基因技术设置禁区呢？
但事实上，我们确实有理由要对转基因技术的市场化设置禁区。这是因为，转基因技术尽管可以看作是传统育种技术的延伸或者说更新，但它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新特性。首先，它打破了物种间的界限。对于传统育种技术来说，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经过人工驯化后得到的新品种与其野生祖先种依然是同一个物种。正是这一事实曾经让达尔文不安。因为自然选择原理正是源于同人工选择的类比，若人工选择无法突破物种界限，那么从逻辑上又怎么能够推出自然选择是物种起源的途径呢？不过对于生物界来说，恰恰正是物种界限的牢靠，才有生命的独特性及其物种的多样性。就此而言，当转基因技术使得物种的界限不再牢靠时，它对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实在难以估量。
其次，不同于传统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对物种的改造过程可以说是“瞬间”即可搞定，无须引入时间纬度。对于工业文明来说，正如牛顿经典力学，时间是一个无须考虑的因素。但对于农业文明来说，时间却是一种重要的参量，犹如历史不能回避时间那样。这是因为，农业的对象，亦即每一个物种，都是漫长时间过程的产物，各个物种彼此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都是历经时间的考验磨合而成。有时一个外来物种往往会打乱本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原因就在于它“瞬间”空降，来不及与本地物种建立某种联系。如此来看，转基因作物将会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带来何种潜在影响，同样难以估量。
除了上述对环境的潜在影响，转基因粮食对人体健康同样存在不确定的风险。“转基因”指的就是把某种外来基因，比如说抗虫基因转入作物体内。抗虫基因可以分泌某种蛋白质，特定的虫子吃后就会死掉。这就是转基因作物的威力。但人体若是长期以它为食，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至少现在难以评估。但已有实验表明，用转基因食物喂实验鼠，会对其肝肾产生毒副反应。更有观察事实表明，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毒素通过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可能还会殃及那些无害的昆虫，而有害昆虫或病毒亦可产生抗性。
屈指算来，转基因技术的历史实在太短。从上世纪50年代华生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以来，1970年，DNA重组技术出现；1973年，第一个转基因细菌大肠杆菌诞生；1982年，第一个转基因动物老鼠出世；1983年，第一个转基因植物烟草问世；1994年，随着卡尔基因公司“晚熟西红柿”的推出，转基因植物正式问鼎市场。从转基因技术的问世到转基因植物的商品化生产，再到如今，也就40年时间。就在风险评估尚未取得可靠资料——短暂的时间也根本无从收集——的情况下，贸然将转基因技术用于我们的主食——水稻身上，如此大跃进是否令人胆战心惊？
也许支持者可以列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转基因技术是一项造福于民的事业，值得快速推广。但一个无情的事实却是，转基因技术的幕后推手只是企业行为，即出于对利润的贪婪追求。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如今是转基因技术领域的老大，但它本是一家化工企业，主打产品是杀虫剂，开发转基因产品正是其营销战略的一部分。为了推销它的除草剂，它开发一种转基因作物，可以免受该除草剂的影响。于是除草剂与转基因种子的捆绑销售就成为它的优势策略。同时它还开发出一项专利，这就是把不育基因植入转基因种子内，使它无法传宗接代，农民不得不年年来买它的种子。即便不用这样的手段，一般来说，转基因种子仅在当年才有最佳效益。这就意味着，如果农田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作物，这片土地从此就被该企业套牢。更不用说，这些转基因的专利绝大多数都掌握在如孟山都这样的大公司手中。不由得想到当今微软对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垄断，但这样的类比若是用于粮食生产，其后果，却是让人不敢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