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目前已经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选择低调的、小幅度累积型政策还是选择信号明确、高调的严厉型政策？这是一道棘手的选择题。实际上，央行似乎已经向社会传递了未来的选择方式。在9月28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季度例会决议中，央行认为今后应继续实行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当加大政策调控力度，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这一表述与第二季度例会决议有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9月28日的例会将第二季度例会中的“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表述删改了，变成“适当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
毫无疑问，“适当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最核心的手段只有两个，一个是提高存款准备金，另外一个是加息。提高准备金是迅速冻结流动性的做法，它可以抵御来自贸易顺差、热钱涌入带来的流动性输入(特别国债暂时没有更大程度地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而且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好处是，这种“封存”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同时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保险行为”，相当于为银行体系冻结了较高的备付金，一旦未来中国银行体系的货币信贷面临较高的流动性不足，那么央行可以通过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来给予相应的化解。
其实在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方面，没有比加息更好的手段了。一般来说，长期的负利率政策是不可取的政策，它不仅引发了金融资源大面积错配、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上涨的预期，并产生了低效率的资金使用现象。另外它也压缩了未来货币政策空间，也就是说一旦负利率这一模式被凝固化，如果未来出现经济滑坡，那么再将利率下调也于事无补了，日本的经历(零利率陷阱)已经展示了长期负利率的可悲。毫无疑问，负利率是一种存款人对借款人(主要是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补贴、是一种打击诚实的储蓄行为。当然一些人士会说，公众为什么要一定选择存款？这种言论忽略了大部分弱势人群在金融资产选择上并无充分的自由，比如全社会每个在岗或退休职员都依赖银行的代发工资，这实际就是一种非自愿活期存款。所以说，负利率政策是一个“掠夺性”的政策。还有一种攻击“上调利率”的常见说辞是“美联储大幅度降息50个基点，这封锁了中国上调利率的空间，因为中国上调会引发热钱进入，抵消了紧缩效果”。真实的故事是，热钱流入所追逐的主要是资产价格增值，而不是利息收入。
目前大规模加息的时机完全成熟，央行可以考虑加息的整体性幅度为0.54%。当然一种更谨慎的做法是将存款利率上调0.54%、贷款利率上调0.27%，同时取消5%的利息税，用最短的时间来扭转负利率的局面。这是因为，持有全国性牌照的商业银行大部分都已经上市，它们的资本金充裕，通过“不对称加息”可以降低它们对利差收益的依赖，迫使它们进行创新和转型。实际上，在1996年之前各大银行为了取得信贷资金，高息揽存，使得存款利率并不低。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央行提高了信贷利率上浮空间，但同时限制了存款利率的上浮，结果是存贷款加权平均利差持续保持于高位，这构成了目前银行系统放贷冲动的基因。况且，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商业银行已经到了必须开发面向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历史时期，综合化经营不是时髦而是生存的必要手段，这就是说，服务性收费而非存贷款利差应该成为银行未来的收入主流。
